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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怎样认识我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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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7·23”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抓紧工作,抓紧落实,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这个奋斗目标,需要坚定信心,统一思想,进一步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摘要:
 据新华网报道,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作出的重大判断,对于我们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
… 据新华网报道,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作出的重大判断,对于我们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党的十六大在综合分析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抓住并用好发展机遇、认真应对各种挑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实践充分证明,能不能抓住和用好机遇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年过去了,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和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中国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多地显现出来。
 从国际环境看,儘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深度冲击,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化,中国同各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的关係持续平稳发展,各国加强对华经济技术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
 从国内发展条件看,儘管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压力较大,社会矛盾凸显,但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步伐加快,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依然存在,各方面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这些都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空间。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应该十分明确地说,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中国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是符合实际的、完全正确的,具有充分客观依据和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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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由各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契机,并对其发展产生全局性、广泛性、长远性和深刻性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

■我们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

  ■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尽管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并未改变和动摇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的内核和基础,未来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都知道,对于我们党来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问题是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来的。时间指的是21世纪头20年。按照这样的认识,21世纪刚过去12年,还有8年时间,我国仍然处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内,在逻辑上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过去的12年里,世界发生的变化太大了。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这是制定今后的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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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年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同,当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我们要根据新时期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精心谋划,抓住和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

经过过去12年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引人注目。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和舆论:一方面,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国际舆论此起彼伏,中国同美国等大国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磨擦不断,中国周边问题接踵而至。与此同时,我们国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诸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建设滞后、群体性矛盾等问题。据此,有人认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提前结束了。另一方面,中国已经从世界的边缘进入世界的中心舞台,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尤其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与美国等大国之间有矛盾有磨擦但互利共赢的格局已趋形成,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更为广泛深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更加务实,特别是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世博会等活动,通过抗御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中国国威大增,民气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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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表明,尽管我们面前遇到了不少新矛盾、新问题,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仍有重大的战略机遇。这两种效应、两种舆论同时存在,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呢?党中央对当今世界的变动和国内状况的变化,作了全面的、客观的、冷静的分析,作出了两个判断:一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一个总判断。二是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一个清醒的判断。根据这两个判断,提出了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两个意识。我们在这“两个判断”和“两个意识”上统一了思想,就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始终充满信心,始终保持清醒。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科学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对当今“世情”和“国情”变化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是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提出来的。从党的十六大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升。然而,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而深刻变化,据此有人认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了。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该如何去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呢?这一问题涉及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值得认真审视和思考。

联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内外形势,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确实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考验。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难下,增长动力不足,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从国内看,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物价水平仍处高位,房地产市场调控处于关键阶段,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凸显,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一些长期矛盾与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相互关联,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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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什么是机遇? 从字面上理解,
“机遇”就是遇到了好的机会或时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给机遇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某些事物原来常是出于某种作用,符合于某些目的,兹乃忽然发生,此类事物其起因不能不归之偶然者,便是机遇”。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所谓机遇系指碰巧会发生重大作用的琐事。”这里两位学者都强调了机遇的偶然性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机遇的偶然性是指由某一偶然因素出现或某些因素偶然巧合而提供的。要认识和利用机遇,就要正确认识偶然性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社会运动有其内在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机遇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一种偶然性,但就其内容看来却受着必然性的规律所支配和制约。恩格斯指出:“在历史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之中。”可见,机遇是一个与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概念。从哲学上讲,机遇是指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却能促使事物向有利于特定主体方向发展的客观事件或条件。它有几个基本规定性:其一,
它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客观事件或条件,而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想创设出来的;其二,它的出现是偶然的,而不是人们刻意制造的;其三,它必须对特定主体是有用的。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着大量偶然性事件,但并非所有的偶然性事件都是机遇,只有对主体有用,而且能够改变主体的现存状态,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主体自身方向发展的偶然性事件和条件才可称之为机遇,这是机遇的价值属性。对主体是否有用的判断取决于主体的内在需要和战略目标,当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而表现出的某种可能性与社会实践主体的内在需要和目标联系起来时,我们才能判断它对于主体是否有用,是否具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机遇不能离开实践主体的内在需要和目标而独立存在,只有当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满足了实践主体内在的生存或发展需要时,我们才能将其视为是一种机遇。

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于我国来说,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什么是“重要战略机遇”?战略是事关全局的综合筹划,全局性、综合性、长远性是其根本特征。因此,战略机遇具备机遇的一般特性,但它又具有战略概念所规定的某些特殊性:从机遇影响的空间维度看,战略机遇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和广泛性的;从机遇影响的时间维度看,战略机遇的影响是是长远的和深刻的。“重要战略机遇”是指有利于实践主体发展的具有全局性、综合性、长远性影响的客观事件或条件。“重要战略机遇期”则是指由各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契机,并对其发展产生全局性、广泛性、长远性和深刻性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

第一,十六大作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的大格局没有变。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是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等诸多有利因素孕育而成的,是多种有利条件在特定时段的集中表现。一般而言,要想正确的认识机遇和把握机遇,首先需要社会主体在实践中分析外部客观环境,通过寻找外部客观环境发展变化中的有利因素来识别机遇。除此之外,正确地认识机遇和把握机遇还需要从实践主体的内在需要和目标出发,通过分析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之间等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综合研判。只要主体善于识别机遇,能够抓住已有的战略机遇,创造新的战略机遇,那么,战略机遇期就可能被延续和保持。反之,如果主体由于主观原因而错失战略机遇,那么,战略机遇期就可能被缩短甚至在较短的时间内丧失。

从世界来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来说: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21世纪头20年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等等。十六大报告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讲了一句话,叫做“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显然,十六大作出“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及其根据,现在依然存在,不仅没有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延续之理据

第二,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发生的深刻变化,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观察天下大势,同十六大时相比,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面讲“不变”,这里讲“变”。

  未来1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变革的时期。与10年前相比,今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将面临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换言之,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发生一系列发生新的变化。深刻认识和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提和基础。

从政治层面来看,最大的变动:一是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美国和北约调整了战略,把北约的触角延伸到了我国周边;二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之发生的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也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特别是削弱了美国控制世界的能力;三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20国集团走上世界舞台,全球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四是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将为我国赢得有利的上升空间

从经济层面来看,深刻的变动表现在:一是世界经济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后恢复好于预期,但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和金融业等支柱产业受到重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家庭负债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增长放缓;二是发达国家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中东等国提供能源资源、中国等亚洲国家生产、美欧消费的世界经济循环和增长格局面临大调整;三是一些国家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持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更大的动荡,对新兴经济体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四是世界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五是全球博弈更趋复杂,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有所加大。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力量对比正发生着较大调整和变化。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力量此消彼长的态势更加突出。这种变化将打破由美国完全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首先,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较大,整体实力有所下滑。美国作为危机的发源地,危机后经济陷入了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最深刻的衰退。尽管从2010年开始,美国经济扭转了下滑势头,但复苏乏力,失业率仍在8%以上的高位徘徊。欧元区受债务危机拖累,经济复苏整体乏力。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整个欧洲被债务危机阴霾笼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欧元区2012年的实际增长率为负0.5%,“将进入缓慢的经济衰退”。日本经济难以摆脱低迷。由于长期受通货紧缩困扰,公共债务水平很高,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结构性调整步履维艰,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等问题困扰,日本经济将长期低迷。其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明显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趋势逐步显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7年的43.7%上升到2009年的46.2%。新兴经济体崛起是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重大变化之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着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世界秩序,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力度与深度,世界经济多极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世界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将为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它使中国有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为中国从国际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主导者,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参与制定者创造了机会。我国可以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提升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使中国逐渐从“外围”走向“中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方面的领先地位暂时不会改变。因此,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西方对中国模式崛起的担忧和警惕进一步加重,对中国的防范和打压的力度会增加,美国的战略东移就是例证,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

这些情况表明,在总的格局不变中世界经济政治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对于我国来说,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有机遇、有挑战,机遇很多很大,挑战也不少不小,但总的特点是机遇大于挑战。

  经济全球化趋势仍将为我国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三,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快速发展,在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十七大报告分析过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十年前,我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积极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出口,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资源,加快我国发展的步伐。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4.9倍。2011年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这充分说明我国在过去十年中较好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浪潮,在融入和适应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抓住用好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法国等国政府提出在采购中优先购买本国货条款,美、欧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断出台针对中国等国进口商品的限制性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的确会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一定冲击和阻力。然而,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改变不了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由于支撑全球化的基本要素和内生机制尚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未发生逆转。因此,后危机时代,尽管由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仍在不断演化之中,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仍将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强,我国可能会成为发达国家重点遏制的对象和转移国内矛盾和危机的对象,在人民币汇率、贸易、气候变化等方面我国将面临较大压力;未来我国也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但我国继续获得“全球化红利”的机遇尚未消失。不仅如此,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深刻变化。我国已经不仅仅是国际经济环境中的外生变量,而是日益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内生变量。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创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具备了把战略风险和矛盾转化为战略机遇的可能性。

一方面,要看到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困难。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总量大,同时人均国民收入低、占世界百位左右。二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任务突出,同时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国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居民消费率偏低。三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同时经济结构升级遇到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劳动力素质偏低等因素的制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大。四是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需求提升,同时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社会建设的投入和发展还有各种困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度大。五是“80后”、“90后”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主体,新一代人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同时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特别是形成全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任务艰巨。五是民主法治不断推进,同时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要求提高,对于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六是社会更加充满活力,同时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增多,对于党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矛盾和困难,有的还是“两难”的问题,都是对我们的挑战和考验。在制定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规划的时候,必须充分看到这一点。

  新科技革命为我国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提供可能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发展的条件比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一是我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明显优势。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日益显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日益显现,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引起关注,对我国当前和长远发展也是根本保障。二是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经过30多年改革发展大幅度增强。这为我们在当前和今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三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十六大以来,我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取得明显进展。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这不仅对于减轻“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的压力,而且对于我国扩大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将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四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正在形成新的功能性发展格局。五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建设加快发展,
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民气上升。十六大以来,我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全面实行真正意义的免费义务教育,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的科技、教育、人才三个配套的规划纲要等。

  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都曾推动一些后起国家利用科技革命的机遇而获得跨越式发展。一般而言,新科技革命将会带来世界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变化,它将催生一些新兴产业,开辟众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世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为摆脱经济衰退,纷纷以技术创新和科技革命为突破口,加大科技投入,力争在低碳经济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把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作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领头产业,试图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的历史最高水平,力争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欧盟宣布在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虽然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仍面临技术、成本、体制等诸多制约,但一旦获得重大技术突破并形成新的产业技术标准,将成为主导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这场以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将对全球贸易格局、经济增长方式等都将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新技术革命中,对于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各国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谁在新兴战略产业方面率先实现重大突破,谁就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新格局中占据主动。因此,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为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科技创新推动的跨越式发展,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机遇。我国能否顺应当代世界技术变革的潮流,抓住以“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大力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

■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态度?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利于把握好战略机遇期

总体来说,我国有机遇,有挑战,还是机遇大于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不仅有利于制定和实施“十二五”规划,而且对于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任务也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当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我们面前没有挑战。恰恰相反,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论述都表明,我国今天面临的挑战又多又大又复杂。关键是要在挑战中看到机遇。这是共产党人的眼光、气概和认识复杂问题的科学态度。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紧紧抓住逐步形成的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30多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02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6年达到20万亿元,2008年突破30万亿元大关,短短6年内就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10年,我国GDP世界排名上升至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9.5%;2011年,我国GDP总量达到47万亿元,人均GDP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06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59元增长到28810元,年均增长9.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加到6977元,年均增幅9.3%,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另外,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加快,社会保持稳定,所有这些都为我国今后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总结我们走过的路,可以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首先,信心是一种底气,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又能够正视自己问题的底气。其次,信心是一种素质,是碰到矛盾和问题不急躁、不浮躁、不暴躁的良好素质。再次,信心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对人生达观、对前途乐观、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精神状态。最后,信心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能够自觉驾驭复杂局面并坚信一定能够成功的能力。归根到底,信心是攻坚克难、取得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确实比较复杂。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各种所有制经济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都有了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持续推进,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改革继续深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成为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生力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突出。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宏观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绩显著。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扩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明显成效,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我国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是,与世界强国相比,我国仍有较大差距。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百位之后。虽然中国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我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我国的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我国仅排第92位,被划归中等发展程度国家之列。后危机时代,中国不仅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调整,而且还面临着内部更为艰巨复杂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任务。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仍处于初级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亟待完善。行政性配置资源、价格管制、资源性产品定价机制等体制机制性问题突出。这意味着我国还将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转型深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我国不仅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继续深入推进各项尚未完成的制度改革任务,而且还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原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竞争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财富集中、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矛盾比较突出。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没有改变。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和差距恰恰是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从工业化发展水平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的推进,将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从城市化率来看,
2010年城市化率为44.9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3.03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31.8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从地区发展差距来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差异虽然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但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和共振效应;同时,我们在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所做的种种努力,也将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从改革进程来看,我国深化改革的任务还未完成。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仍在深化推进,随着改革攻坚取得突破,必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综上,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没有变,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却发生了变化。只要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继续抓住和充分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就一定能够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学者小传

  周泽红,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里丁大学访学和进修。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年来,主持《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研究》、《新自由主义思潮对高校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等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出版《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论纲》等3部专著。发表《美国经济危机根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透析》、《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辨析-从“国进民退”的争论谈起》等论文30多篇。主讲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通识核心课程《资本论选读》、研究生专业课《中国现代化实践和发展战略专题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曾获得2012年上海市育才奖和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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