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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浦京棋牌app下载推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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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杭州4月8日电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开始并继续朝着有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向调整。这是记者从8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农村经济计划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江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经济实力显着增强。从国际经验分析,工农业发展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业化初期的以农补工阶段,工业化中期的工农业平等发展阶段,工业化后期的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1000美元、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到20%以下、农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到40%以下时,经济发展即由工业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过渡。200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900美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到14.5%,农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这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打破,步入工业、农业平等发展的新阶段。
统计显示,“九五”以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开始明显增加,国家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加大了对农林水力尤其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力度。1998年-2001年,国家累计安排农口国债资金1897亿元,占同期国债投资总规模的28.7%,加上中央预算内农业基本投资,五年共安排中央预算内基本农业建设投资254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速度最快、总量最多的时期。从今年开始,中央又明确要求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支出的主要部分用于农村。
来源:人民日报

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工农业发展不协调矛盾突出的问题。一个国家经济要实现平稳…

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新形势下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科学概括。
一般来讲,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地位,为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应当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为使工农业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实行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期时,如果及时扶持农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就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果继续忽视农业,就会导致农业萎缩,城乡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那么,现在我国是否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阶段呢?据测算,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约为15:85。这说明,工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工业已经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应该由以农业支持工业转入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样一个新阶段。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仅是由我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而且也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对于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扶持和保护农业,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我国人口60%以上居住在农村,农民安居乐业对于政权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工业才有广阔的市场,城乡关系才能协调,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可靠的保障。正是在深刻分析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战略思想,为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现在,工业已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从国家财力来看,我们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实力。我们这里讲以工促农,不是让工业企业直接支持农业,而主要是指通过适当的政策,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总的来说就是六个字:少取、多予、放活。
首先是要少取。在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后,党和政府决定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征农业税,这是实施以工促农的重大举措。免征农业税,将为农民每年减轻900多亿元的税收负担。广大农民为此欢欣鼓舞,真正感受到支农政策的实惠。
其次是要多予。继续坚持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坚持和强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将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围,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第三是要进一步放活。少取、多予说到底毕竟还是外部条件,解决“三农”问题还是要靠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在全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全面启动以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起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着眼于保护农民合法利益,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体制。要进一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加快农村第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同时,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所有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带来的好处,真正建立起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来源:光明日报

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工农业发展不协调矛盾突出的问题。一个国家经济要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离不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虽然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中工业产值比重增长和农业产值比重下降是其共同特征,但各国变化的模式不一样。即便工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国家,若不能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维持一种适当的平衡,则通常不能持续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先行工业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注重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就会持续健康发展。我国正面临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严峻挑战,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战略全局重视和发展农业这一基础产业,推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根据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以及产业结构转换的阶段性特点和工农业两部门之间发展的内在联系,可利用以下两个指标来判断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程度。一是工业、农业两部门的增长速度。工农业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关系,合理的工农业发展速度能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增长率差距过大,则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根据世界发展经验,工农业协调发展或均衡时,工农业两部门增长速度比率,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为3~3.5∶1,工业化中期阶段为2~2.5∶1,工业化后期阶段为1.5~2∶1。依据划分工业化阶段的经典理论,我国总体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已出现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明显特征。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7年我国工农业产值增长速度之比高达4.02∶1;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11年我国工农业产值增长速度之比分别为2.42∶1,表明近些年农业发展滞后,特别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尤为显着。二是工业、农业两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世界各国产业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达到高度工业化之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增加,农业比重不断降低,但产业间结构变动要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人均GDP1000美元时,农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约为13.8%,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25.2%;工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约为34.7%,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32.5%。利用世界银行数据,以1964年美元为基准平减换算后的我国人均GDP来看,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1007.7美元。2012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0.1%,从业人员占33.6%;工业增加值比重为45.3%,从业人员占30.3%。根据产业份额变化的标准结构,我国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偏高,工业从业人员比重偏低,工业增加值比重过高。因此,从目前工农业两部门的增长速度、工农业两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看,两者之间协调性不高。

当前,我国工农业关系呈现出以工补农、纵深互动发展、保障作用显着等特征。未来,以工业化为载体的新技术、新装备则越来越多地用于农业发展,工农业关系将更加紧密融合,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大。但我们更要正视目前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困难与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业化过快发展与农业争夺资源的形势日益严峻,如工业化带来的资源环境载荷、工业化推动的农业成本上升、重工轻农取向造成的农业投入不足、资本倾向工业化引发的农业融资不畅等等。为此,在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引领下,以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农情为逻辑起点,坚持保障粮食安全、坚持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坚持要素合理流动的原则,依靠改革打开新局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发展。

一是切实落实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保护机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资源性要素产品价格改革,逐步改变目前市场条件下要素资源的价格扭曲机制。发挥价格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工业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担当起外部环境变化的责任,把环境治理成本纳入工业化发展成效的评价范围和考核依据,着力改变透支资源求发展、高耗能源保增长的模式。

二是增强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减缓农业高成本压力。坚持工农业发展改革一并设计、一体推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农业对工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促进工农要素平等交换和资源均衡配置。构筑资源要素向农业配置的长效引导机制,推动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向农业流动。改变目前市场机制下要素资源的单一流向,通过公共财政、价格杠杆等手段实现资源要素的双向合理流动,让农业分享工业化成果。

三是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发展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的基础设施,要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探索新增农业补贴资金集中使用、集中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途径,发挥补贴资金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作用。创新融资机制,鼓励和支持农业主产区采取政府注入资本金、土地储备和盘活资产存量,组建规范的投融资公司,搭建平台扩大农业设施投融资渠道。

四是加快创新农业农村抵押担保政策,打破抵押担保瓶颈制约。探索建立以土地权利抵押为核心的农地金融制度,成立地方性土地信托公司或土地银行,地方财政根据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计划安排利差拨补计划,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探索把企业库存产品、原材料、仓单、种养业保单、农业机械设备、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收费权等物品和权利纳入抵押质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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