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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财政饭”与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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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中国古代大学有四句话,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现在一个县12、13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如果不精简,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能得到彻底解决。”
温总理此语确实点到了点子上,“12、13万人口”“与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就意味着20位农民就要供养一个吃财政饭的,这20位农民再去掉老人、小孩,实际就是10位农民供养一个吃财政饭的,农民负担想减下来,谈何容易?这“吃财政饭的5700人”要生存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收钱、收物,上级三令五申减负也没有他们的生存重要。
前几年,我们曾对一些小的村、乡镇进行了撤并,农民负担也为之减了不少。但小的县区、地市却没有撤并,而实际上吃财政饭的多集中在县区、地市,比乡镇多的多,县区、地市再小却五脏俱全,部委办局一个也不少,农民及企业负担喊减难减。
建国后,我们虽然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但县区、地市怎样设置、设置多少却缺少应有的研究、讨论。县区、地市设置不尽合理,小县区、地市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过去由于受交通、信息的影响,县区、地市设置大难以管理,随着交通、信息业的迅速发展,县区、地市的设置应以大为好。一是为了减轻农民、企业负担;二是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区划、人为分割,发挥规模优势,把有限的财力用到发展上,变吃饭财政为发展财政。
来源:中国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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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安徽省太和县农民马克忠因对税费制度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强烈不满,两次到北京上访,把状告到国务院。
1年后,太和县将数十种农业税、费合并征收,成功地使当地农民负担总体水平降低一半,征收方式也得到规范。这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大胆尝试,得到中国政府的肯定。2000年,中国政府在安徽省率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2年试点范围扩大到20个省份,2003年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进这一改革。
如今,马克忠怨气全消。他说:“现在人均负担减轻了,我还上访干啥?”
“中国农民负担重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农业问题专家何开荫说,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最终都因税费门槛过高,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农民负担并未减轻。安徽省望江县农民周春培告诉记者:“税费改革前,村里建卫生所、小学、修公路、供养干部的费用都要分摊到我们头上,多得数不清。”
据了解,当时这个县每年人均负担高达180元。农业部门官员说,税费改革前,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外,有些地区农村的收费项目竟多达200余项。
农村税费改革在安徽全省开展后,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保护自己合法纳税权益的“尚方宝剑”——《纳税通知书》,繁多的乱收费被一律清除。
周春培按照款项明晰的通知书交税,一年交款总额还不到100元。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税费改革一年内人均负担由约200元减到78元。安徽省提供的数据显示,改革两年后,安徽农民人均负担仅为68.4元,不仅比税费改革前减少了41元,还平均增收60元以上。
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还简化规范了纳税方式,农民由过去抵触交税变成了主动交税。黑龙江甘南县税费改革后仅用20多天,就完成了全年的农业税征收任务。当地官员感慨地说:“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吃饭财政”是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有近4万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有300人在“吃财政饭”,过去只能向老百姓摊派,繁多的收费项目使农民成了名副其实的“唐僧肉”。针对这一问题,2003年中央财政将拿出200亿元,推进基层财政转移支付,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
现在,农民负担监督体制正保护着中国农民的利益,杜绝乱收费的发生。安徽农民每户一张监督卡,应交款项一目了然,哪怕有一分钱超出卡上的规定,农民也能理直气壮地拒绝。政府部门若向老百姓乱收费,还将象足球场上的犯规球员那样,被出示黄牌或者红牌进行警告。不久前,安徽省霍邱县因加重农民负担,17名党政负责人受到开除党籍、罢免职务等严厉处分。
何开荫说,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中国农村的分配关系更加法制化;改革还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次改革是继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深刻革命,有望破解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千年难题。
来源:广东智农通

农民减负后 试问乡镇机构如何改变 2004年03月17日11:38 新华网

对于目前广泛深入推进的农村“费改税”以及减免农业税之举,在掌声之后,我们对于农民能否真正减轻负担仍有很多担心。

温家宝总理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根本上说,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能不能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县乡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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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讲?看看现在中国农村的现实:我国农民所承担的各级财政供给人员之多,堪称历史上最高。“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总是要吃饭的,不把乡级财政供养的人数减下来,农民负担迟早还会反弹上去。”

问题还不止于此。有农业问题专家认为:“尽管目前中央政府想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但县级以下的部门很少为农民服务了。”一些部门以支农的名义开展业务,但每开展一项业务,就要从农民兜里掏一次钱,每增加一点权力,向农民伸的手就会更长。“七顶八顶大盖帽,来管一顶破草帽”,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因此,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就意味着一场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变革。而天天和农民直接打交道的基层乡镇机构,在这场改革中如何转型,何去何从,也备受关注……

穷县富县都头疼的“吃饭财政”

在仅有一桌一椅一床的窑洞里办公的佳县财政局长马宁谦,对记者诉起了苦:“我们也是‘吃饭财政’,甚至连吃饭都困难。”

东枕黄河波涛的府谷,是陕西最北边的县。

春节前,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被榆林市中级法院查封了县政府账户的府谷县,在榆林地区并不属于穷县。但记者驱车驰近县城时,面对四周逼来的漫天灰尘,坑坑洼洼、颠簸不平的道路和严重堵塞的汽车长龙,一点也没有“富县”的感觉。

“我们府谷在榆林市属于经济强县,年收入上亿元,但还属于‘吃饭财政’。2003年财政收入1.2亿元,财政供养等支出高达2亿元,其中县乡干部职工工资等就有1亿元,省市返还收入5000多万元,虽然按照省上要求实现了‘两个确保和两个保证’,但想搞一些道路修建等基本建设就非常困难。”府谷县财政局长武关心一脸无奈地对记者说。

“先要保哪两个确保、哪两个保证?”记者问。

“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干部、教师工资和离退休干部的退休费按时发放;两个保证,就是保证下岗职工的生活费和离退休干部的医疗费。这些支出,省财政厅专门派人督察,基本上能落实。”武局长介绍说:“别看我是财政局长,可没有财政支出签字权,我们县长才有两万元的签字权,上了两万,就要上政府常委会。虽然府谷财政收入近几年因为有煤炭而增长较快,但人头太多,供养的干部太多,入不敷出呀!”

富县哭穷,同饮黄河之水的国家级贫困县佳县,更是哭穷。

在仅有一桌一椅一床的窑洞里办公的佳县财政局长马宁谦,对记者诉起了苦:“我们也是‘吃饭财政’,甚至连吃饭都困难。2003年,全县财政收入943万元,但全县当年的财政总支出1.12亿多,其中仅人头工资就是9206万元,政府工作运转和事业性支出等公用部分932万元,当年财政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县财政一直缓不过气来。去年我县的经济支柱产业,也是农业特产税主税源的红枣,因为受干旱霜冻影响几乎绝收,县上核减了农业特产税203万元……”

引人注目的是,在佳县这样一个人口仅22万人的小县,政府财政收入中,行政性收费就有81万元,罚没收入175万元,全县人均负担约12元。而佳县农民承担的“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总共才170万元。

“中央实行分税制,对于我们这些贫困县真是好。如果不是分税制,仅靠我们县级财政,连干部、教师基本工资都发不起。过去,我这财政局长最怕过年,因为过年要发工资。可哪有钱呀?我这财政局长只好硬着头皮向银行贷款,人家不愿借,脸很难看,但再难看,也要借呀!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因为每个干部、教师家里,都等着过年哩!”

马局长说:“现在好了,中央给佳县的所有财政补助就有近一亿一千多万元,保证干部、教师工资没问题。而我们佳县一年上缴的国税才二三百万元。”

“你们佳县有多少财政供给人员?”记者问。

“加上行政、事业单位以及离退休人员等,总共1.1万人。”马局长回答说。

“就是说,包括大人小孩,每二十个农民就养一个财政供给人员?”

“差不多。”马局长点头承认。

“黄龙现象”9个农民养一个干部

黄龙县只有4万多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了与上面对接,县里的各种机构多达308个,财政供养人员达4400人。

陕北延安市的黄龙县,财政自给率只有27%,累计财政赤字2300多万元,也是一个靠举债才能发工资的困难县。但是比起府谷、佳县来说,其严重性在于,全县平均9个农民养一个财政供给人员,这一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倍多。有媒体称之为“黄龙现象”。

黄龙县只有4万多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了与上面对接,县里的各种机构多达308个,财政供养人员达4400人。去年,陕西拆迁补偿标准,全县财政收入859万元,支出却高达3159万元,其中90%以上用于人员工资发放。由于财力严重不足,干部、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等福利根本无法顾及。

由此可见,县级财政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里机构繁多,吃财政饭的口没有节制;县里要增加财政供给,就会向农民伸手,农民负担必然加重。9个农民养一个财政供给人员,“黄龙现象”如实地反映出农民承受负担之重。然而,问题还在于这种“黄龙现象”并非特例,而是一些地区的普遍现象。

回溯历史,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皇权不下县”,实行乡村自治体制。我国建国以来设立了乡镇一级政权机构,因而增加了政府运行成本,也增加了农民负担。

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日益高涨,乡镇机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焦点。

在我国,乡镇内机构设置庞杂、干部超编严重,已经是十分普遍的问题。据悉,某县只有40多万人口,竟然有30多个乡镇,平均一个乡镇一万多人,有的小乡镇才管理几千人。原先乡镇只有党委和政府“两套”班子,20年来经过不断地扩充,党委、政府、人大、纪检等一齐与上面对口增设,现在已经达到“五套”甚至“六套”班子。书记一个,副书记三四个,乡长一个,副乡长七八个,还有什么“七站八所”,如文化、广播、农技、农机、林业、公安、工商、水电、畜牧、食品等站所,卫生院、中小学校等,真是“乡镇内机构林立,机构内人满为患”。

某省有一份抽样报告显示:平均每个乡镇内设机构为16个,有干部158人;每个乡镇有下属单位19个,人员达290人。几乎是县上有什么机构,乡镇就有什么机构,有些岗位明显是因人而设,并非实际工作需要。乡镇机构除了正式干部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招聘人员和临时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需要农民养活的乡镇一级人员约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一名干部,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

不仅如此,许多乡镇近年来耗费大量资金进行高档、豪华的办公设施建设,加上各种名目的“政绩工程”,使得已经背负沉重负担的农民更加不堪其重。

打破“黄宗羲定律”中央有决心

温家宝总理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代会上指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研究历史,发现我国历史上曾经进行了多次税费改革。每一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趋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

从根本上说,农村税费改革能不能成功,取决于县乡机构改革。要想取得农村费改税以及农民减负改革的彻底胜利,必须直面“黄宗羲定律”。党中央、国务院具有这种决心和勇气。

温家宝总理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代会上指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席话曾赢得了人大代表们热烈的掌声。

今年中央发布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简称“一号文件”)也提出:“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积极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有条件的可实行并村。”

实际上,全国的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从1998年就开始了。到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份基本完成乡镇撤并工作,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全国5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平均每天撤并4个乡镇。

延安市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高生君介绍说,延安市全市乡镇个数由“费改税”改革前的193个减为163个,撤并了30个,乡镇机构由改革前的1537个减为1028个,减少了509个,精简财政供养人员1396人,目前这项工作还在继续。

乡镇机构改革谨防旧病复发

辽宁省建平县“合乡并镇”改革之所以失败,关键是改革没有配套措施,流于形式,没有下大力气做好善后工作,解决好被精简人员的出路、去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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